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报告
第13期（总第742期）
2023年9月7日
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的几点思考
——从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的视角
曾望龙
2023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当今世界面临东西方“大分裂”和南北国家分化加深的风险，必须改善全球金融体系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减少系统性不平等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应该看到，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已知的疫情冲击、保护主义风潮、气候变化等风险因素外，深层次的全球性不平等及发展不平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更大。怎样在短期内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冲击十分重要，但如何改善目前不平等的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塑造更加可行的复苏与可持续发展方案在长期看来则更加关键。
一、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状令人触目惊心
当前，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从国家层面看，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2021年23个低收入国家国民总收入仅有1.25万亿现价国际元，55个高收入国家国民总收入达到63.42万亿现价国际元。从群体收入看，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的2022年度《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占据全球收入的52%，最贫穷的一半人口仅赚取全球收入的8.5%。从财富积累（存量）看，全球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拥有全球76%的财富，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几乎不拥有财富。从区域内部看，虽然过去20年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更加严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拉丁美洲、中北美洲、非洲地区，10%的人口收入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均超过50%。从基本的生活水平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更加显著。在一些发达国家享受着极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仍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活必需品无法得到充足保障。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2023年全世界仍有3.45亿人无法确保粮食安全，并有90万人处于饥荒状态，约等于五年前的10倍。更直观来说，北美地区平均收入是非洲的16倍之多。新冠疫情加剧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报告称，估计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3年底前不会恢复到2019年之前的水平。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在疫情后增加了超过1亿。疫情使得发展中国家遭受贫困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大，其从疫情中恢复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2022年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111个发展中国家的61亿人口中约有12亿人生活在贫困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是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贫困人口缺乏饮水、燃料、居住安全等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卫生等资源更难获得。与此同时，债务等风险因素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规模达到9万亿美元。面对发达经济体加息浪潮和更低的经济增速，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大增。此外，内部财富的不均衡，还易引发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结构和国家稳定。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局既要从内部改善，更需要外部帮助和一个相对公平、开放、友善的国际社会环境。
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负有一定责任
回顾历史，一些发达国家的早期资本积累浸透着殖民利益。比如，有研究表明，英国在对印度殖民统治时期，攫取了超过45万亿美元的财富。又如，工业革命后，美国大量贩卖非洲奴隶种植棉花，以解决其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完成了其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步，但造成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减少，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再比如，在美墨战争中，装备更精良的美国打败了墨西哥，直接夺取了包括现在的加州、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在内的大片有价值的领土。按GDP计算，加州现在是美国最大的经济体，而德州是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州。如果墨西哥没有失去这些领土，其发展也许远远不限于当前水平。
除了短期直接进行资源掠夺，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的剥削还存在于其他方面，甚至长期影响后者发展。如1804年海地独立后，法国向海地提出巨额“赔款”，直至1947年才全部还清。巨大的财政负担直接影响了海地的教育预算，也让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力发展医疗体系与公共基础建设。
更隐蔽的是，发达国家在早期资本积累阶段通过所谓“市场”方式排挤竞争对手并获取超额利润。比如，1843年，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的英国植物学家从中国窃取了茶叶生产技术，使英国短时间内在印度培育生产出大量可供贸易的茶叶。凭借更强大的经济资源、廉价的印度劳动力和有利的贸易规则，英国在印度的茶叶贸易呈指数级增长，并迅速挤占了中国茶叶的世界市场份额。当英国人收获这笔“横财”时，曾经繁荣的中国经济开始“自由落体”。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的通过合法方式剥削殖民地并打击竞争对手的例子。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不仅直接从殖民地掠夺数量惊人的财富，还通过其殖民政策影响后者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产生深远影响。使欠发达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著名的“依附”理论就认为这种“中心—边缘”的贸易结构锁定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地位，使其难以依靠自身努力摆脱经济上被支配的困局。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能找到痕迹，特别是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看，有被殖民历史的发展中国家很少能成功迈向高水平经济体行列，这并不是偶然现象。
三、发达国家应助力改善发展中国家发展条件
发达国家应从贸易体系、碳排放的历史责任、稳定的发展环境三个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发展条件。
（一）贸易体系应更加公平开放。当前的世界贸易体系具有开放特征，理论上，各国都能够在世界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加入世界市场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增长目标。但实际上，在世界市场扩大的历史进程中，相较于收益，发展中国家所付出的更多。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机遇，但通过贸易、投资等制度安排，特别是把控金融体系和金融权力，发展中国家反而受到了限制，典型如拉美经济体。发达国家在攫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等初级产品的同时，反向对发展中国家倾销消费品和工业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资源提供者和低水平商品组装者，缺失根本的内生发展动力和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全球化的收益分配并不均衡，这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有效发展的根本难题。
（二）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碳排放历史责任。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识。发达国家率先提出减排但却不愿承担与其历史收益相匹配的历史责任，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牺牲发展权利来减少排放，这是极大的不公平。从历史存量来看，当前人类社会产生的绝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而发展中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却面临着严格的污染审查，缺少资金和资源也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碳排放治理。据碳排放历史数据来看，自1850年至2021年，美国共排放超过5000亿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为5%，但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16%。人均碳排放量17.6吨，长年高居世界第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人均碳排放量达到了撒哈拉以南一些非洲国家的160倍以上。发达国家对全球变暖的“贡献”更高，相应要承担更多减排责任，如减少自身的碳排放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碳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实际来看，发达国家碳减排责任政策几经反复、推动迟滞，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也未达承诺水平。支持不够，又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进开征碳边境税（如欧盟）。这有可能造成新的贸易壁垒并加剧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使得发展中国家将有限的清洁能源用于出口商品生产而被动削减国内其他工业制成品产能，出现“去工业化”。
（三）发达国家更应积极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而不是成为地区动荡的根源。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可预期的地区秩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资本的早期积累不可能实现。长期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地缘环境处于动荡之中。如二战结束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建国导致的一连串政治纷争最终演化为五次中东战争，大国在战争背后角力，使得中东地区动荡局势延宕至今，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等相继发生，地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盛行，治理危机加深，发展困境突出。在拉美地区，虽然没有类似中东地区的长期动乱，但拉美地区政党政治深受大国博弈影响，西方代理人之间的党派缠斗使得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政治秩序，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预期性大打折扣。而长期的政治混乱导致增长乏力，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陷入经济—政治衰败的恶性循环。发达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改变以价值观为先导的经济援助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探索且采纳符合自我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非盲目推崇“西方化”。
（宏观经济研究部 曾望龙）